俄法院因航班延误对北方之星航空处以10万卢布罚款

因而他对待儒家理想化的尧舜的业绩也只是浮云一般。

第二，科学技术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（农、医、天文之类除外），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，只有当它冲破儒家思想文化圈，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背景，才真正发生了实际作用。至于后来《易传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《中庸》的天命之谓性以及诚的哲学，已把人与自然、主体同客体的有机统一建立在宇宙论的基础上。

后来的儒家曾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己之天下也，但这无非是说，统治者也是尽义务的，大家都是尽义务的，天下虽属天下人，但这天下人仍是一个群体范畴，它仍然是由统治者为代表的，这里并没有提出个人权利的思想。因为儒家的人本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它不仅不重视科学技术，而且向来轻视科学技术。问题不在于超越，而在于儒家一方面提倡人的内在价值和自我超越，另方面却把人的价值仅仅归结为道德价值，把自我超越仅仅归结为道德本体的实现。这也就是说，必须在文化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化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人本主义 现代化 。

正好相反，如果不解决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，人的精神问题的解决也就落空了。这样，人民只有义务，没有权利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。他认为，易道变动不居，适内外而无滞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。从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，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主要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，这正是儒家哲学，特别是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。[8]《易义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范仲淹 易学 。

[3]《易义》，见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《易传》和《中庸》是儒家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，二者结合起来，就成为理学家天人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。

阴进而阳降，上下交感之时也。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，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。* 原载台湾《国文天地》第86期，1992年7月版，第26?31页。但他的思想同王弼有很大区别。

这些思想又被后来的道教所接受，并加以发展，有所谓易，太极也，道也，无极也[1]等说法，把超言绝象的无极说成是宇宙本体，主张绝对超越。极然后反，其困必亨[12]，困到极点，就要转向亨通，但这要人来实现。明德是其显现，是现象。《宋元学案》的作者说，范仲淹泛通六经，尤长于易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

钩深致远，明二仪生育之功。他的哲学思想虽不系统，却很有特色，特别是他的易学思想，提出并回答了天人关系等根本问题，开了有宋一代新学风，为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。

毋宁就是一种自我实现。他曾经指出，释、道之书，以真常为性，以清净为宗，主张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

范仲淹（989－1052）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，已为人们所熟悉。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操，也一直激励着人们。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，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，明是心的认识功能。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。比如咸卦，就是说明阴阳相互交感的，阴在下，阳在上，这是本来的位置，但阴阳上下之间如果没有感应，就失去了咸卦的意义。[15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。

[6] 诚性是真实的本体存在，是本。……莫不广生之谓化，妙用之谓神。

可惜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道理，固而不变，困而不通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，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。范仲淹认为，易学的根本精神是天人会同[2]或天人同道，在本体论上则主张本体与现象合一。

范仲淹的易学思想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改革主张提供理论方法的，这一点更显出它的时代特点。为此，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，以明社会发展之理。

[7] 神化是说明自然界自己运动、自己变化的两个重要概念，也是说明天人关系的两个概念。他在《穷神知化赋》中说：惟神也感而遂通，惟化也变在其中。另方面又提出必大成于心而后可[4]的命题，强调人的主体作用。后者是功能范畴，指认知作用。

但它又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，因而必须考量时空的因素。广大悉备，包上下而弗遗[3]，易道超时空而又在时空之中，从空间上说，上下四维无所不有。

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，生活富裕，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。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明确特点，改变了汉唐以来的象数学与注释学，着重于阐发义理，也就是以义理解易。

[4]《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六。[1]《玄经原旨发挥》，见《道藏》第二十一册，第16782页。

在这里，他接受了孟子和《中庸》的思想，把诚和明说成是心的两个方面，前者是存在范畴，指人性。朱熹曾说过，宋朝自范文正以来，已有好议论[15]，说明范仲淹的学说，在理学形成时期具有开创性质，对于这一点，研究理学者决不可忽视。[13]《上执政书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八。就是说，天道需要人去完成，需要人去实现。

究神明而未昧，知至化而无穷。但是，当社会发展遇到严重阻碍时，必须反其常而实行重大变革，才能顺乎天理、应乎人情。

一旦把握了变化之道，就能审万象而无失，测四时而无愆，自觉地认识和预测时空间的一切变化，而不犯错误，这样的人就是圣人，他能审时度势而进行改革。总之，范仲淹认为，变通是易传的根本思想，也是易学的精神所在。

[13] 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分析了各种矛盾，得出必须实行改革的结论。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，本固则邦宁[11]的命题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，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，重视人民的要求。